《典 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文學專論
《典論·論文》1 《典論·論文》 - 創作背景
建安文學2 《典論·論文》 - 原文摘錄
《典論·論文》碑文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 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 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論， 成一家言。
3 《典論·論文》 - 原文翻譯
孔融像大凡文章（用文辭表達內容）的本質是共同的，而具體（體裁和形式）的末節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駁議適宜文雅，書信、論說適宜說理，銘文、誄文崇尚 事實，詩歌、賦體應該華美。這四種科目文體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長各種體裁的文章。文章是以"氣"為主導的，氣又有清 氣和濁氣兩種，不是可以出力氣就能獲得的。用音樂來作比喻，音樂的曲調節奏有同一的衡量標準，但是運氣行聲不會一樣整齊，平時的技巧也有優劣之差，雖是父 親和兄長，也不能傳授給兒子和弟弟。
文章是關係到治理國家的偉大功業，是可以流傳後世而不朽的盛大事業。人的年齡壽夭有時間的限制，榮譽歡樂也只能終於一身，二者都終止於一定的期限， 不能像文章那樣永久流傳，沒有窮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於寫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見表現在文章書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辭，也不必托高官的權勢，而聲名 自然能流傳後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顯達而製作了《禮》，（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業，（周公）不因顯達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 看輕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陰，這是懼怕時間已經流逝過去罷了。多數人都不願努力，貧窮的則害怕饑寒之迫，富貴的則沉湎於安逸之樂，於是只知經營眼前的 事務，而放棄能流傳千載的功業，太陽和月亮在天上流轉移動，而人的身體狀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間就與萬物一樣變遷老死，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孔 融等人已經去世了，只有徐幹著有《中論》，成為一家之言。
4 《典論·論文》 - 文章賞析
《典論·論文》曹丕，字子桓，出於東漢靈帝中平四年（187），卒於魏文帝黃初七年（226）。沛國譙（今年徽亳縣）人，曹操次子。建安二十一年（216）操稱魏 王，二十五年操死，丕襲位為魏王。后廢漢獻帝自立，稱魏文帝，在位七年。《典論•論文》是曹丕精心撰著的《典論》中的一篇。《典論》一書，據《隋書•經籍 志》著錄，共有五卷二十篇。所謂「典」，有「常」或「法」的意思。所謂《典論》，主要是指討論各種事物的法則，在當時被視為規範文人言行的法典。據《三國 志•魏志》記載，明帝太和四年，曾將這一名著刊該於洛陽太學的石碑上，凡六碑，供人閱讀。據嚴可均《全三國文》考證：「唐時石本亡，宋時寫本亦亡。」只有 《自敘》見載於裴松子注，《論文》見收於南梁蕭統的《文選》中，因而保留完好無缺至今。又據《藝文類聚》卷十六《贊述太子表》，知成書尚在丕為太子時。另 觀《論文》中有「融等已逝」的話，可知成書當已在漢獻帝建安末期。
二、關於《典論•論文》的文學批評論
首先，曹丕分析自己時代「文人相輕」陋習產生的原因：一是創作主體在認識論上的根源，表現為既對自己長處的「善於自見」，又表現為對自己短處的「闇 於自見」。二是創作客體在掌握寫作技巧上有差異，「文非一體，鮮能備善。」一個人不可能完全掌握各種文體的寫作技巧。各有所長也就必有所短。解決的辦法就 是「審己以度人」。即從自我出發，正確地審視別人。這是儒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德觀在文藝領域的具體應用。其次，曹丕認為阻礙掌握文學批語正確標 準的，還有兩點：一是「貴遠賤近」；二是「向聲背實」。這種「尊古卑今」的思想向來有之。如西漢時桓譚就曾指出：「世咸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也。」 （《全後漢文》卷十五引桓譚《新論•閔友篇》）曹丕繼承其論點而加以發揮，這就有助於打破當時文學批評那種徒慕虛名，迷信權威的思想模式，進而為正確掌握 批評標準，推動詩文創作的發展，促進各類風格的繁榮，開闢了道路。
三、關於《典論•論文》的文體論
唐開元時五臣共注之《文選》中，呂向說：「有此篇，論文章之體也。」曹丕「論文章之體」是其批評論的邏輯的展開。他說：「夫文本同而末異。」在他看 來，「體」包蘊有「本」與「末」兩層涵意。「本」雖內含有文章本身的道德教化作用，以及文學創作的基本法則之意；但更重要的是，這個「本」卻必須建立在作 家「體氣」的基礎之上。這也就是要求建立在由於「文的自覺」所帶來的創作個性的基礎這上。「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這是分而言之，為「主」就是為 「本」。指人的稟賦修養之不同，形成「清」與「濁」之不同個性氣質，通過語言這一象徵性符號，表現為舒緩的「齊氣」，或奔放的「逸氣」等。「孔融體氣高 妙。」這是合而言之，指孔融的創作活動非常美妙地體現了他的個性氣質。在曹丕來看，建發七子的藝術風格之差異，正是根植於他們稟氣之裂變。可見「文以氣功 為主」，正是一種以作家個性氣質為最大參照系，來審視文學作品風格特徵的理論構想。這種基於創作個性的風格特徵，與社會心理、風俗習尚、師承關係及至時代 矛盾等，都有一定的關係，但從他所說「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看來，則似以強調個人素質中的先天稟賦為其主要方面，因而不是後 天「力強」所能改變。這看似強調唯心主義天才觀，實則包含著對民族文化心理傳統所歷史積澱而成的「集體無意識」的一種不自覺的猜測和把握，有一定的合理因 素。
「末」即指文章體裁，體裁之「異」即在「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這是曹丕在體裁特徵的藝術把握上，所作的準確的理論概括。他所 說的雅、理、實、麗，都是指文章體裁的具體要求，給讀者所帶來的藝術體認。他所說的清、濁、和、壯、密、高妙等，則均指體氣之性給讀者所帶來的審美感受。 其中清和濁是先天稟賦所致；和與壯既是先天的又是後天的。齊氣和不密、未遒等，則又後天重於先天，即可通過創作實踐來逐步解決。因此，「壯而不密」的劉楨 要比「和而不壯」的應瑒為優；具有齊氣的徐幹亦得與體弱的王粲相匹。正是這種先天稟賦和後天教養、體氣之「本同」和體裁之「末異」的彼此交融、滲透和互 補，形成了建安七子的創作各有偏至的藝術風格和審美特徵。宏觀地從整體上審視，曹丕所倡導的又正是一種高爽剛健的時代風格，並以此來作為規範、引導和評價 各個作家個性風格的依據。
獨創性的創作風格總是要通過不同文章體裁的熔鑄，而呈現在具體作品之中。其中，「詩賦欲麗」一句，把文藝作品從非文藝作品中界限出來了。它已遠遠超 越於其劃分文體論的價值，而具有劃時代的美學意義。它開始突破儒家「詩言志」的理論框架，標誌著「文學的自覺時代」純文藝觀的萌芽。這也意味著民族文化審 美心理的歷史積澱的成果，在曹丕心靈中的破土而出。正如魯迅所說，「漢文慢慢壯大是時代使然，非專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華麗好看，卻是曹丕提倡的功勞。」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
四、《典論•論文》論文學的價值論與社會作用
建安以前，文學受經學束縛，少有獨立地位。盛極一時的漢賦，竟被揚雄斥之為「童子雕蟲篆刻。」（《法言•吾子》）曹丕之弟曹植也認為：「辭賦小道， 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曹植：《與楊德祖書》）然而，曹丕卻提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他認為文章有兩大功能：一是「經國之 大業」，有利於國家；二是「不朽之盛事」，有益於自身。這已開始把寫文章與對生命個體的自身價值的思考聯繫起來了。據此，曹丕號召作家要以古代聖賢「不以 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為榜樣，努力改變目前這種「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的精神狀態，培養自己具有一種超功利的審美心態。這樣從事詩賦 創作，亦可以「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亦可以「聲名自傳於后」，亦可以「不朽」。可見，這個「不朽」說，固然是從《左傳》「三不朽」中「立言不 朽」的命題中引申而來的傳統說法，但在這裡，已經被曹丕賦予「不朽」這一語言符號以嶄新的現實涵意和歷史意義。曹丕把詩賦也列入「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 事」這一對文學自身價值思考的歷史視野之中，這充分表現了他的遠見卓識，也是當時文學趨向自覺的深刻表現。正如李澤厚所說：「曹丕所以講求和提倡文章華 美，是與他這種對人生『不朽』的追求（世界觀人生觀）相聯繫的。文章不朽當然也就是人的不朽。」這反映了曹丕同時代人，由於「文學的自覺」所帶來的人的新 覺醒。人們已不滿足於生前的建功立業，而是思索和追求死後怎樣才能「不朽」。於是感到「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人們終於找到了、明確了詩賦確實是這樣一種可以「不必寓教訓」，而卻可寄寓自己思想感情、歡欣、苦惱和追求的藝術載體。這樣，儘管「日月易逝」，人生易 老，生命無常，「志士大痛」，感性個體的血肉之軀難免要消逝，然而理性個體的精神信念，卻可以包孕於「不朽」的詩賦的深層意蘊之中，以表達自己對社會、對 人生的無限留戀、執著追求的蘊藉之情和憤發之意。可見，「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兩者之間，確乎體現了文學的功利目的和審美的的歷史統一。《典論•論 文》確乎是建安時代的文學精神的宣言書。
5 《典論·論文》 - 文學影響
建安風骨《典論·論文》提出了文章不朽說。《典論•論文》中有一句經典話語廣為流傳：蓋文章經國之盛事，不朽之大業。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 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后。」這句話，明確地體現出了儒家的觀點，而非道家的出世理念。在這裡的文章兩字，自古以來便有爭議，一說是指 政治學術著作，而不是文學作品，另一說則恰恰相反。而聯繫《典論•論文》中所舉出的建安七子的文章則大多數是審美的。造成這一認識誤差是因為古代「文章」 這個詞所代表的意義要比現在廣泛得多，將政論與文學作品都包含在內，而古人也有這樣一種傾向，即縱使是實用性的文字，也要追求文采。有關這一點，章太炎在 《國共論衡》中有過過論述：文章即文彰。來源於《論語》中的「煥乎文彰」，這就說明了古時的文章帶有強烈的審美意識。
文章不朽這個理論也有其來源。《左傳》中說：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這也證明《典論•論文》的主旨是儒家觀點。雖然中國是一個文治之國，然 而如此推崇文學的地位到至高無上的地步，還是讓人覺得匪夷所思。聯繫當時的歷史社會環境，魯迅在《魏晉風度及酒與葯的關係》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 點，曹丕之所以如此誇大文學的作用是為了勸誘他的弟弟曹植。在他寫《典論•論文》之前，曹植曾給好友楊修寫了一封《於楊德祖書》，在裡面將詩賦稱為小道。 這一點引起了曹丕的疑心，為了鞏固自己的太子位，於是極力鼓吹文學，是為了讓曹植致力於創作，不會對自己產生威脅。即使這樣，曹丕的觀點也在客觀上刺激了 文學的發展，為中國詩歌史上第一個黃金時代奠定了基礎，魏晉時期詩歌逐漸成熟繁榮，統治者的積極推廣與參與也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以他們為核心，團結了一 大批優秀作家，形成鄴下文人集團，其中的首領就是曹丕。這一段話中的另外一句也很有趣，即「不託飛馳之勢」。字面上理解為不必飛黃騰達，不必迎送有權勢的 人。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後世層出不窮的干謁詩。尤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以復興儒家精神為己任，在寫出《原道》《原毀》《原性》等高張儒家氣質， 攘斥佛老的論著之後，好友孟郊勸他不妨將自己的文章整理結集，公諸於眾。可笑韓愈卻說此時自己官位卑微，待飛黃騰達之後才能著書立說，這不僅與他自己所標 榜的儒家精神背道而馳，更是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也成為他在被貶潮州之後上表請罪的劣跡一起，成為他人生的污點。
6 《典論·論文》 - 相關評價
《典論·論文》曹丕把《典論》一書頒示於人其子魏明帝曹睿又又在他死後將該書刻石立於廟門及太學，將其與「石經」並列,表明在曹丕父子的心目中把《典論》一書視為 「不朽之格言」的經典著作，其地位堪與儒家經書相比並。同時也表明曹丕作此書的目的，顯然是出於「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欲以「成一家之言」的著作承載文 名，永垂後世。這不僅從曹睿又刻石以傳乃父聲名的具體措施上得到了印證，而且曹丕本人對此也曾有過明確的表白。
《典論》是一部「成一家之言」的理論著作，其性質為「不朽之格言」，其地位被當時的統治者視為堪與儒家經書相比並的經典性立言之作，而作者曹丕撰述 此書的目的也正在於欲藉此傳播自己的文名於後世,實現人生不朽的意願。然而《論文》作為《典論》一書總結文壇創作經驗，探討文學內部規律諸方面問題的批評 專論，其本身又有專門的論說題旨。
作者寫《論文》意圖是什麼，然而對於這樣一個問題，既往的研究者們依照各自的理解見仁見智，以致形成了多種說法。有人認為《典論•論文》是為了解決 「文人相輕」的弊端而作的；有人認為《論文》一篇重在評論建安七子的創作特點,指陳其優劣所在;還有人認為該篇的論文宗旨在於探索並企圖解決關於文學批 評，文學發展中的一些共同問題；也有人著眼於《典論•論文》作家及作品風格的評論，認為該篇是企圖總結當時創作長短內在原因的一篇最有系統的文學批評專 論。類似的看法還有許多。總之，可以把它們分成三種類型的意見：第一類是認為本文的論說中心是有感於文人相輕的弊病而發，因而解決文人相輕的痼疾，是作者 寫作本文的真實意圖，也是本文的中心議題。第二類意見著眼文中評論建安文人文章得失的內容，以作家評論為本文的寫作宗旨；第三類意見認為文章是泛論各種文 學理論問題的，因而把它視為綜合論文的理論文章,這三類意見各有道理，因為它們都是著眼本文各段文字的文意，從不同角度分析該得出的有據之論。
進而可以探得曹丕懷有怎樣的動機，以怎樣的態度,選取怎樣的視角來對時人的創作加以總結並從中闡述一些對文學的規律性的認識的。對此，應該結合建安 時代的社會背景及文壇創作的情況來加以研究。建安時期是「文學自覺」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文學繼先秦諸子散文，漢代辭賦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之後，又迎來了五言 詩的高度繁榮。建安文學獲得繁榮的原因是多重的，然而文學史研究者們每當論及這個問題時,都會指出君主的提倡和率先垂範，是促使建安文壇活躍的一個重要的 推動力這樣一個歷史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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